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2019-06-28 19:59

  清官修《明史》历经90余年,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及张廷玉主持修纂的殿本《明史》,是不同撰修阶段最为重要的明史书。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人物传记的历史书写,万斯同颇为重视,王鸿绪不够重视,张廷玉则加以否定和抹杀。在张廷玉的《明史》中,《神宗本纪》奠定否定朝鲜之役的基调;东征朝鲜明将领的入传,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事变,几乎无人是因朝鲜之役入传的;《朝鲜传》对于相关人物与战役,采取否定、贬低的负面评价。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史源影响,《明神宗实录》的编者因为杨镐要为萨尔浒之败负责,实录中也就依从丁应泰的说法,否定杨镐及明军在朝鲜的战绩;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东征朝鲜的将士后来在辽东成为后金的对手,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必须对他们采取否定态度。这是决定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两个主要原因。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13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清官修《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号称除“前四史”外最为精善的一部官修正史。①《明史》和其他官修正史一样,也有着强烈的意图,对明史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受到何种因素影响,都值得认真研究。自张廷玉殿本《明史》刊行以来,一直受到关注。②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王崇武曾作《读〈明史·朝鲜传〉》,以《李朝实录》补订其误。③李光涛指出清官修《明史》“潦乱无据者有之,凑合成篇者亦有之,总而言之,有甚多史事正如朝鲜所云‘不据事直书’而已”,④因此他用朝鲜史料,辨正《明史》与日本史书的错误。⑤徐泓认为:“明朝与朝鲜之关系,载在《明史·朝鲜传》中,《明史》以《明实录》为主要依据,然明人纪外国史事本已隔膜,且有缘情增饰之处,清人修史复有删汰,故除无心之误外,实经两重曲笔。”⑥所言甚是。

  近年来,陈尚胜撰有专文论及抗倭援朝关键人物入传问题,有开创之功,但较为简单。⑦本文拟对此问题继续考察,先从殿本《明史》本纪入手,考察其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定位,接着分析从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到张廷玉殿本《明史》对相关人物入传的处理、《朝鲜传》对战事叙述的分析,动态地呈现其书写的变化,最后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希望既对万历朝鲜之役,亦对清官修《明史》有进一步认识。⑧

  《明史》纂修,自顺治二年(1645)开馆修史,至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历时95年之久。曾四度开馆,总裁屡易,康熙年间,就已十数人。李晋华将《明史》纂修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顺治二年至康熙十七年,共三十四年。第二期自康熙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共四十四年。第三期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共十三年。”⑨纂修《明史》的三个时期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三期,先后修成万稿、王稿和殿本《明史》等,三者关系十分密切,只是史家个人的成分越来越弱,官方意志越来越强。

  康熙十八年(1679),万斯同准备北上参修《明史》,拜别其师黄宗羲。黄宗羲赠诗一首,特别提到“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⑩意为明神宗以后的史实,是非难断;崇祯朝又无实录参考,是为修史之难。朝鲜之役正是万历年间一件大事,如何书写,怎样评断,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康熙二十三年,徐元文任《明史》总裁,私自聘请万斯同,馆于其家,与修《明史》。后来徐乾学、张玉书、王鸿绪等任总裁,皆先后礼聘万斯同为其修史,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万斯同辞世。(11)万斯同所成之稿,残卷甚多,全帙416卷《明史稿》,今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之中。

  康熙十九年,王鸿绪被任命为明史馆纂修官,二十一年与汤斌、徐乾学同为总裁,次年升内阁大学士。二十五年,丁母忧回籍。三十三年,复命为明史馆总裁。四十一年,《明史》列传脱稿。四十八年,王鸿绪被解职归乡,他私自带走史稿,历时五年修订。五十二年《明史列传稿》成,次年进呈,共208卷。五十四年再次召还,以徐乾学旧稿,补本纪、诸志、表。雍正元年(1723)完稿,最终成310卷《明史稿》。

  王稿与万稿的关系,有继承,亦有不同。王鸿绪自言:“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12)王鸿绪删繁就简,删除许多列传。可见,王稿并非完全出自万稿。况且当时参与编修《明史》诸君,多饱学之士,如汤斌、尤侗、黄虞稷、潘耒、倪灿、吴任臣、朱彝尊等人皆有著述,故“是稿亦不必尽出万氏,惟稿悉经删定,盖不容否认”。(13)汪由敦对王稿大加肯定:“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轻诋之见,非愚则妄。”(14)从万稿到王稿,编者意图颇不一样。万斯同以布衣修史,有着强烈的遗民心态,确保明朝历史能完整真实地留存,是他修史的主要动机。如陈永明所言:“万家为宁波世家望族,族人莫不以家族在明初‘三世四忠’的显赫历史而感到自豪……万氏之所以答允参与清政府纂修《明史》的工作,便是出于心怀明室,抱着明遗民那种要为故国存信史的目的。”(15)王稿虽是在万稿基础上删削而成,但王鸿绪是清朝重臣,尽可能消除万稿中的遗识,更趋向于贯彻清朝官方意志。

  到张廷玉时,贯彻官方意志,成为编史的首要原则,而他所利用的底本正是王稿。(16)张廷玉《上明史表》曰:

  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17)

  明确表示其《明史》是在王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殿本《明史》力主呈现官方意志,首先表现在本纪上。诚如刘知幾所言:“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8)《本纪》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即如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定调,首先就是《神宗本纪》。

  (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秋七月……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己酉,诏天下督抚举将材……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19)

  朝鲜国王李昖不敌日本侵略军,明朝派总兵祖承训前往救援失败。《神宗本纪》从最初对这场战争中明军作为的叙述,就定下了失败的基调,成为殿本《明史》书写这场战争的基本论调。在面临朝鲜节节败退、明首度援军失利的情形下,明朝方仓促任命宋应昌、李如松为经略与提督,率兵前往朝鲜救援。《明史》接下来写道: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壬午,李如松进攻王京,遇倭于碧蹄馆,败绩。二月甲寅,敕劳东征将士。夏四月癸卯,倭弃王京遁……(六月)癸卯,倭使小西飞请款。秋七月癸丑,召援朝鲜诸边镇兵还……十二月丙辰,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

  这是殿本《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战争前半段的记述,用了200字描述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东亚战争,其中“败绩”一词,竟然出现了两次;而对于李如松之平壤大捷,只是用“克之”,轻描淡写地予以陈述。《神宗本纪》是关于这场战争记述最重要的一个版本,以一种明显的倾向来书写这场战争,反映了《明史》编撰者对这场战争的否定态度。

  (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卯,诏倭使入朝……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佥事李宗城、指挥杨方亨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李宗城自倭营奔还王京。五月……庚午,复议封倭,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往……九月乙未,杨方亨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八月丁丑,倭破朝鲜闲山,遂薄南原,副总兵杨元弃城走,倭逼王京……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二十六年春正月,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六月丁巳,杨镐罢……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冬十月乙卯,总兵官刘、麻贵分道击倭,败之。董一元攻倭新寨,败绩。十一月戊戌,倭弃蔚山遁,官军分道进击。十二月,总兵官陈璘破倭于乙山,朝鲜平……二十七年…夏四月甲戌,御午门,受倭俘……闰月丙戌,以倭平,诏天下,除东征加派田赋……二十八年……(八月)丙子,罢朝鲜戍兵。(20)

  第一,《神宗本纪》涉及这场战争只有七百余字,相当简单。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本纪“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21)但在内容上,只简单勾勒援朝战争的历程,而有关明代官员的任命却非常详细。任命、派遣将领前往朝鲜,或者召回,成为最主要的线索,对朝鲜战事具体细节甚少提及。

  第二,对于战事叙述的基调是消极和否定的。短短几百字的叙述中,“败绩”一词,竟然重复三次:祖承训首次援朝、李如松在碧蹄馆遇倭、董一元攻倭新寨;而朝鲜史籍中大书特书的蔚山大捷,这里却叙述为“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可以说“失败”是叙述的基调。

  第三,对于日军的叙述,反而相当积极,感觉战事完全是由日方控制,明军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神宗本纪》中,对于兵部尚书石星,既未提及他在战事前期的运筹帷幄,也未提及他为封贡之役而费尽心血,反而只记述了他下狱论死;沈惟敬几度入朝,为战事奔走,也丝毫未见提及。

  可见,《神宗本纪》编撰者在史实选择与编写上目的明确,但因为要为当朝服务,史实选择方面存在相当的片面性,这样也就为全书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埋下了否定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