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从价值系统文化的现代意义(2)

时间:2019-12-20 21:59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这里不是讨论中国文化的缺点的地方。相反地,我要从正面说明中国文化的内向超越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作用。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是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因此既没有创世的神话,也没有包罗万象的神学传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西方引起强烈的抗拒,其余波至今未已。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流传几乎完全没有遭到阻力。其他物理、化学、天文、医学各方面的知识,中国人更是来者不拒。我们不能完全从当时人要求“船坚炮利”的急迫心理上去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早在明清之际,士大夫在接受耶稣会所传来的西学时,他们的态度已经是如此了。17世纪初年中国名士如虞淳熙、钟始声、李生光等人攻击利玛窦的《天学初函》(此书一半神学、一半科学),其重点也完全放在神学方面,至于科学部分则并未引起争端。前面已提到,中国人认定价值之源虽出于天而实现则落在心性之中,所以对于“天”的一方面往往存而不论,至少不十分认真。他们只要肯定人性中有善根这一点便够了。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和西方神学中的宇宙论、生命起源论等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一阴一阳之为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类中国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却不是和科学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不但不对立,而且还大有附会的余地,谭嗣同的“仁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谭氏用旧物理学中“以太”的观念来解释儒家的“仁”,用物质不灭、化学元素的观念来解释佛教的“不生不灭”。我们可以从这个实例看出近代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确与其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有关。中国文化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是另一问题,但是它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换句话说,内向超越的中国文化由于没有把价值之源加以实质化(reified)、形式化。因此也没有西方由上帝观念而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精神负担。科学的新发现当然也会逼使中国人去重新检讨以至修改传统价值论的成立的根据,但是这一套价值却不至因科学的进步而立刻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在西方近代俗世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谓由灵返肉、由天国回向人间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建立起“人的尊严”的观念。(如皮柯Pico“关于人的尊严演讲词”,约写于1486年。)但是由于西方宗教和科学的两极化,人的尊严似乎始终难以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倾向宗教或形而上学一方面的人往往把人的本质扬举得过高;而倾向无神论、唯物论、或科学一方面的人又把人性贬抑得过低。近来深层心理学流行,有些学者专从人的“非理性”的方面去了解人性,以致使传统“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所谓“人文主义”(humanism)在西方思想界一直都占不到很高的地位。萨特的人文主义中的“人的尊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则人生只有空虚与仿徨。海德格尔(Heidegger)反驳萨特“存在先于本质”之说,认为人文主义低估了人的特殊地位。所谓人的特殊地位是指人必须依附于至高无上的“存有”(Being)。但他的“存有”则是一个最神秘不可解的观念。我看“存有”只能是“上帝”的替身,或“上帝”的影子,尽管他自己一再申明“存有”不是“上帝”。否则“存有离人最近、也最远”之类的话便很难索解了。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类已忘记了“存有”,而“存有”也离人而去。所以人在世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情况。由此可见,海氏虽极力要把人提高到“存有”——其实即上帝——的一边,最后还是落下尘埃。人的尊严依然无所保证。这是西方在俗世化过程中建立“人的尊严”所无法避免的困难。

  中国文化正因为没有这一俗世化的阶段,人的尊严的观念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两千多年来不但很稳定,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孔子用“仁”字来界定“人”字,孟子讲的更细些,提出仁义礼智的四端,后来陆象山更进一步提出“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的口号。中国致都接受这种看法。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是说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所以中国的“人”字最有普遍性,也无性别之分。如果语言文字能够反映文化的特性,那么单是这个“人”字的发现和使用就大有研究的价值。圣人固然是“人”,小人也还是“人”,其中的分野便在个人的抉择。有知识、有地位、有财富并不能保证人格也一定高,所以《论语》上有“小人儒”、“为富不仁”的话。

  我当然不否认中国传统社会上人有等级、职业种种分别分化的事实,但那完全是另一不同的问题。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只是一点,即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虽奴隶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理论中是肯定了奴隶这一阶级的。中国的社会思想自始便否认人应该变成奴隶。其主要根据便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两汉禁奴隶的诏令开首常常引用这句话。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白居易特歌咏其事于“新乐府”,“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便成了两句有名的诗句了。康德的伦理哲学强调人必须把人当作目的,不是手段;又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样做。这是西方近代的观念。但中国儒家的思想向来便是如此。康德的道德法则更合乎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GoldenRule)更为合理。所以伏尔泰有时引孔子的话来代替教的“金律”。人人把人当人,这是现代自由社会的普遍信念。理论也建筑在这个观念上面。近代西方人常讲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生而自由的这些话无非都是从这一基本观念中所衍生的。所以仅就人的尊严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不必经过俗世化才能产生。习惯于西方知识论思路的人也许要问:我们怎么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呢?这一论断有科学的根据吗?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道德本性的问题曾有过很多的论证,这里不必详举。但是哲学论证是次要的,科学的证据尤属题外:这一点康德早已分析得很明白了。其实在中国人看来,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古今无数道德实践的实例已足够证明人是天地间惟一具有价值自觉能力的动物了。中国人的逻辑——知识论的意识向不发达确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至少到今天为止还不是逻辑——知识论所能充分解答的也不是经验科学所能完全证实或否证的。所以今天还没有绝对性的科学证据非要求中国人立刻放弃这种信念不可。这里我们再度看到内在超越的价值论的现代意义。

  整个地看,中国文化只对价值的超越源头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特别努力去建构另外一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再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后者是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的途径。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一西方的外在超越表现了强大的外在力量。西方人始终感到为这股超越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驱使。亚里士多德的“最后之因”、“不动的动者”、中古教的“神旨”(Providence)、黑格尔的“精神”或“理性”、马克思的“物”,以至社会科学家所讲的历史或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可以看作同一超越观念的不同现形。英人柏林(IsaiahBerlin)把它们统称之为“巨大的超个人的力量”(这是借用T.S.艾略特的话)。这种力量要通过人来实现它自己的价值,而人在它的前面则只有感到无可奈何,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深一层看,西方近代的俗世化其实并没有能改变它的价值世界的结构。科学家从前门把“上帝”驱逐了出去,但是“上帝’经过各种巧妙的化装后又从后门进来了。

  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倾文化适成一对照。内倾文化也自有其内在的力量,只是外面不大看得见而已。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和道家的“自足”等精神上面,佛教的“依自不依他”也加强了这种意识。若以内与外相对而言,中国人一般总是重内过于重外。这种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大致能说明内倾文化的特性所在。这里止、定、静、安等本来都是指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言的,但也未尝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一般表现。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从“进步”的观点看,安定静止自然一无足取。黑格尔看不起中国文化的主要根据之一便是说中国从来没有进步过。“五四”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批判也着眼于此。我个人也不以为仅靠安定静止便足以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的生活。中国现代化自然不能不“动”、不“进”,在科学、技术、经济各方面尤其如此。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机却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最近二三十年来,“进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了。(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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