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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中国杂志》——开创“文理并体”的

时间:2020-04-01 09:37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简称《中国杂志》)中文刊名中的“科学”和“美术”,英文是Science和Arts,另一种翻译也可以是“理科”和“文科”。把文科、理科并在一起,出版一份综合性、探索性,兼有普及和欣赏价值的学术杂志,成为苏柯仁、福开森要做的事业。从近代学术背景来看,今天人们把人类知识,大致地分为文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大学里定型的。近代欧洲学术起源时按照“文艺复兴”的理想,恢复古希腊的修辞、文法、历史、法律、医学、天文、数学等知识体系,当时都用“哲学”(Philosophia)来囊括。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介绍欧洲17世纪学科体系,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区分,称“小学曰文科”,学习“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和“文章议论”;“进于中学,曰理科”,学习“落日加”(逻辑)、“费西加”(自然学说)、“默达费西加”(算术几何)。在这里,所谓小学的“文科”、中学的“理科”合起来就称为“哲学”(“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所以,在中世纪后期的“哲学”概念下,不需要区别文科和理科,至今在综合性大学体系里,“博士学位”(Ph.D.)仍然文理不分,是那个时代学术的纪念。在1923年的“理科”(科学)昌明时代,苏柯仁、福开森兼顾“文科”(艺术),在中国办一份“文理杂志”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

  经过16、17、18世纪的“科动”,到了19世纪,欧洲“科学”已经建构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主张严格的学科分工,学术研究越来越具体,学术培训也越来越专业,改变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全人教育。“文艺复兴”的理想,是做像达芬奇那样天文地理、艺术人文、工程技术都懂得的“全人”(TheMan Who Knows Everything)。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开始。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导致原属“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和专门的学问。文、理分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必须的。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把承担本科生基础教学的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和纯科学的劳伦斯科学院合并,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FAS)。“文科”、“理科”虽然合在一个学院,但学术方法各行其是。文理分科,仍然是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主流。

  苏柯仁改变方针,把筹备中的科学(生物学)专业杂志,扩展为一份文理科合体的综合性文理杂志。拟定中的“中国生物学会杂志”办成了《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相应的是原定用以支持杂志的学会,也从“中国生物学会”扩大成了“中国科学美术学会”(The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按《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23年3月(总第二期)公布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章程》,该会“旨在推进中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并促进中国艺术、文学和哲学及类似领域的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组织。

  1926年12月提供的名单,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由苏柯仁任总董(President);福开森任文科副董(VicePresident for Arts);查得利(HerbertChatley,上海浚浦局)任理科副董(VicePresident for Science)。委员会成员则加上以下人员:玛丽小姐(MissMary Augusta Mullikin,1874-1964,美国画家,研究中国艺术);万卓志牧师(Rev.George D.Wilder);伍连德博士(Dr.Wu Lien Teh);安特生博士(Dr.Johann G.Andersson);包达甫教 授 (Prof.Willard M.Porterfield)。玛丽小姐之外,万卓志、伍连德、安特生、包达甫等成员,都是理科学者,具体专业均为生物、地质学。《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在一开始有点像综合性大学的学报,文理科合刊。杂志倾向于理科,侧重生物、地质、地理学专业,但总体上还算平衡。即使是在上海,擅用英文写作,同时还能入福开森法眼的文科学者并不多。福开森不愧是老资格的“中国通”、“汉学家”,他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文科”的半壁江山。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的创办,正逢中华科学文化事业走上正规化建设的时期,各类文化、教育机构纷纷建立。1923年1月创刊号,就开辟了一个“学会与机构”(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专栏作介绍,首先介绍的是新近建立的上海化学学会 (TheShanghai Chemical Society)。另一栏目“教育笔记与情报”(Educational Notes and Intelligence)专门传递文教机构的动态信息。

  强调文理分科,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明清以来,自耶稣会士利玛窦以降,他们在中国传播的欧洲知识,大多是关于天文、地理、历法、声光化电。他们尽了很大努力来传播的神学、哲学,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汉学家”们传扬的儒家道德、学说,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得到了赞扬。这样,凡对中华文明有所了解的学者,包括中国自己的很多学者,自然就有了比较,认为“西学”是“重理轻文”,“中学”是“重文轻理”。清末民初一般闭目塞听的腐儒也渐渐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的道德文章世界第一,声、光、化、电等“奇技淫巧”就不妨让于“西学”,他们坚持的“中学”多半就是固步自封的原教旨主义。和这些“腐儒”相比,《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的中华文化理念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框架。这些外侨学者天然具有20世纪的世界眼光,他们主张的文理平衡,中西并重,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格局。福开森是一位参与清朝“洋务运动”的“汉学家”,他的“中华文化”观念自然不同于“腐儒”、“俗儒”。

  清末民初中国自然科学的缔造,只在天文、数学等几个领域有华人(如李善兰、徐寿)学者参与,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力学、化学、电学、光学、核物理学等专业最初都是由西侨学者帮助建立的。1867年(同治六年)只做外语教学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在美国传教士学者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帮助下,陆续建立起算学、天文、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专业。同文馆比教会大学更早开办理科,是中国近代理科高等教育的先驱。然而,京师同文馆的理科建设并不顺利,直到1906年“废科举”之前,一直没有能够取代清朝“重文轻理”的高等教育。在此期间,清代经学的“考据学派”在与“西学”的交流互动中逐渐转型。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从清代经学、考据学出发,在西方哲学、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冲击下发展现代学术。这些中国式的“文科”学者,和从欧洲、美国留学回来的华人、华裔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也相当活跃。《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和福开森认可这一群传统学者,也是中华学术在文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走向世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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