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焦点

时间:2019-12-04 06:27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学者率先开始针对华南区域社会历史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研究。因此,受历史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界研究的影响,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比如,截至目前,中国音乐学院已经与地方城市(杭州、扬州、广州、襄阳)的高校合作连续举办了四届区域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两届“燕赵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也属于典型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地方高等艺术院校纷纷成立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如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燕赵音乐文化研究所”、江西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赣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等等。同时,《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由乔建中主持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区域音乐研究”专栏,集中刊登了蔡际洲、张晓虹、博特乐图、李敬民几位学者的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在研究专著方面,主要有张伯瑜、格桑曲杰、芬兰的皮尔克·莫伊莎拉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以及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等,都属于代表性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力作。笔者认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是基于某一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给予的宏观与微观性质的综合研究,同时也是对某一文化圈具有同质性特点的传统音乐文化给予的比较研究。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旨在打破行政地理区划的界限,将某些区域内的同质性传统音乐文化品种置于其所处的区域性社会、历史、民俗信仰等多重语境中进行审视与观照,考察某一区域的区域性音乐文化品种在跨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语境中的“濡化”、“涵化”的现状。同时,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也是为了实现与达到区域性社会、历史文化的认同。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不但涉及区域内跨族群音乐的研究,甚至还关注到分布在不同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跨界音乐比较研究。

  历史学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是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正在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知道,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其他学界认为是缺乏历史学视野的学科研究。它只关注当下鲜活的音乐表演活动,而对其过往的历史构成要素缺乏历时性的学术观照。当然笔者认为,这与西方民族音乐学(尤其是比较音乐学时期)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社会、历史相比,西方社会由于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因此缺乏历史书写的习惯,由此也造成民族音乐学学科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文献的考察研究。当然,随着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问题,开始展开具有历史性特征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亦即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之后,随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化进程中的逐步拓展,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将“历史的田野”引入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将“历史与田野”两者“接通”,注重对研究对象“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差异性的深入考察研究。亦即,历史学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注重对研究对象当下现场文本的考察研究,同时结合历史文本(口述文献、书面文献),针对研究对象以往的历史构成轨迹进行梳理与考证,将田野考察中搜集到的“历史文本”与田野现场文本进行比对、互证研究,以求得对研究对象相对真实性的历史与变迁轨迹的阐释与解读。

  这种具有历史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当下备受关注。比如,20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历史与田野:中国礼俗仪式音乐学术研讨会”,就是一次极具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视角的中国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专题研究会。此次会议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学界最为集中、针对性较强的研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问题的高端学术会议。由此看出,具有历史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当下的中国音乐学研究中是一个新的热点,同时也体现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科诉求。

  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主要体现在西北、东北、西南区域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比如中、老、缅、泰、柬等国同源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所谓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其实就是建立基于“多点民族志”书写与“比较”视角下的“历史与田野”贯通性质的双向互动考察研究,旨在针对同源族群的某一乐种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变迁问题给予的比较研究。当前,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尤其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很受重视。2011年、2015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围绕相关主题分别召开了学术专题研讨会。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课题申请指南中开始出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另外,以《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为代表的国内专业学术期刊,相继以专栏形式分别登载了专题性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开始设有“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专题小组讨论。可见,从国内学术刊物到学术会议对这一研究专题都极为关注。

  总之,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历史学视野下的民族音乐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是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三大焦点。比如杨民康的新著《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就是集上述三大焦点于一体的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一部力作。同时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在当下多学科交叉互动语境的影响与作用下,作为拥有人文社科属性的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进程逐渐在加快。可以说“区域·历史·跨界”三种研究趋势正是民族音乐学“本土化”过程在当下的发展,同时也是转型中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三大诉求。

  众多悲剧在短短几年内,同时发生在一位皇帝身上,汉献帝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自古风云多变幻,人生从来少坦途。遇到不顺或不幸的事,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唯有积极向上、艰苦奋斗,才是正确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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